走在仇恨面前的王选
文/ 寇延丁 民间
细菌战开庭42 余次, 每一次都会有一系列繁琐的程序。王选在西松建设劳工案胜诉后写道:“如果没有日本律师义务劳动, 日本和平运动全力支持, 中国的战争受害者, 包括掳日强制劳工, 几乎都没有可能去日本法院打官司。”
勇揭细菌战真相的小女子王选已是新闻人物, 显为人知的是:日本的民间团体与NGO 早就致力于揭开细菌战的真相, 而且提供了王选最初的费用。久而久之王选觉得中国人在细菌战诉讼中有自己的利益诉求, 于是她努力申请成立相关NGO, 并试图在国内筹集经费, 然而等待她的是什么呢?
“用人进行细菌试验”,“人造鼠疫、霍乱、炭疽并大面积播撒”,“解剖活人”, 细菌攻击二十多个省，百万人致死...... 中国民间的对日细菌战诉讼仿佛揭开了一个巨大的盖子, 骇人听闻的罪行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 被日本和美国联手掩盖半个多世纪的历史呈现在世界面前。提到细菌战诉讼,人们立即会想到王选,那个在日本的法庭上、在国际会议上慷慨陈辞的中国女子。
细菌战调查与诉讼的日本开创者们
王选是1995 年8 月加入到细菌战调查中来的。在此之前, 日本民间的细菌战调查就已经开始了。侵华日军的细菌战暴行惨绝人寰, 日本政府对此一直秘而不宣,战后美国为了得到日军的细菌战资料, 与日本人一起隐匿了这段历史。纸里从来都包不住火, 更何况是这样的惊天罪恶呢。静冈中学历史教师森正孝从1980 年起十几次自费到中国调查侵华战争事实,拍摄了六部纪录片《侵略》在日本播放, 观众250 万余人。在调查中,森正孝发现了细菌战的真相, 并发起成立“日本细菌战历史揭露会”,有600 多名律师、教师、记者、医生、艺术家、学者和侵华老兵加入其中, 十数次自费来华调查取证, 组成了原告律师团为中国受害者义务代理诉讼, 并多方募集资金, 先后资助21 名中国原告和研究者到日本出庭。
在日本国内, 这样的人还有很多
除调查战争罪行之外, 日本和平运动所做的另一件大事是支持受害者在日本进行战争赔偿诉讼。到目前为止, 在日本的战争受害者个人赔偿诉讼一共有70 多起( 其中23 起由中国受害者提出), 所有的诉讼都得到日本和平运动的大力支持。每一个对日民间诉讼案都有一个律师团, 每个律师团还都设有事务局负责日常事务, 有相关的证人和自己的后援团。仅以细菌战诉讼为例,300 多位日本律师参加了40 多次开庭诉讼和20 多次来华调查取证, 律师团团长为日本前律师协会会长土屋公献( 土屋先生是倡导日本战争赔偿立法运动领袖, 还任日本战后处理立法联合会会长、清算日本战争责任国际协会日本委员会负责人和国际战犯民众法庭检察团团长), 律师团事务局长为一濑敬一郎( 他是最早到中国进行细菌战调查的日本律师, 还代理了重庆大轰炸案, 而他的父亲、曾经的侵华部队炮兵中队长却一直认为自己是在为国家为天皇尽忠), 日本的证人中包括许多著名学者、记者和前侵华老兵, 还有众多的诉讼后援团。
这些日本友人承担了与诉讼有关的款项筹措、送往迎来、出版《裁判细菌战》、收发邮件传真甚至买盒饭等相关事务。每次诉讼前,他们都要先为中国的原告和证人、记者、声援团申请签证资料并提供经济担保, 有时还要负担日本证人出庭的费用, 他们还要抓住开庭和中国受害者到日本的时机联系国会议员, 向日本国会提出申请,在日本众议院的议员会馆召开揭露细菌战罪行的会议(
这些日本和平人士所有的工作全都是义务服务, 并且自己承担相关费用, 既出力又出钱, 有人不惜为此贷款负债, 在右翼势力猖獗的今天, 还要承受着谩骂威胁甚至生命危险。在2004 年的一次反战上, 时年81 岁的细菌战律师团团长土屋公献和82 岁的证人、前731 部队士兵筱良雄相约: 细菌战诉讼一定要打到底, 不打赢, 我们两人决不能死去。
“后来者”站到了最前沿
中国民间对日本细菌战的关注也早就开始了。军事医学科学院研究员郭成周教授1937 年就接触到了细菌战受害者, 并长期关注此事,1988 年退休后开始全职自费调查, 出版《日军细菌部队罪行录》一书并拍摄了录像资料片。江苏、山东、浙江等地的战争受害者先后通过日本驻华使馆向日本政府发出了28 封索赔书。
浙江义乌崇山村当年遭细菌战攻击, 全村1236 人中有403人死于鼠疫,1994 年8 月10 日, 三位浙江义乌崇山村农民将一封万余人签名的索赔书寄交日本驻华大使馆, 要求日本为当年日军细菌战道歉和赔偿。但他们的要求石沉大海, 没有回音。受害者不甘就此罢休, 想为自己承受的苦难讨还公道, 却不知道那个天遥地远的“日本国”是怎么回事。
森正孝等反战人士需要到义乌进行调查取证, 他们不懂汉语, 外事办提供的翻译又听不懂义乌方言; 日本方面希望更多地深入受害地区, 但是, 当地人对“日本人”心有余悸, 不信任他们, 许多农村老太太甚至一见日本人就发抖。不管是日本和平运动还是受害的当地农民, 都急需一个这样的人: 懂日语, 又能说义乌方言, 了解细菌战, 并愿意为此奉献。仿佛大家都在等待着一个王选这样的人的出现。
义乌崇山村, 是王选的家乡, 她的叔叔就死于鼠疫。从小,王选就从父亲那里听到了噩梦般的鼠疫, 后来又到崇山村插队落户四年。王选1987 年留学日本, 并在一家日本公司工作,她的丈夫经营着自己的贸易公司, 他们正准备要个孩子, 王选还想去美国读博士,或者就留在日本,和大多数的留学生一样,把自己和所服务的公司联系在一起, 努力工作, 买房子, 融入日本社会。
这时,“细菌战调查”出现在王选的视野里, 她的人生自此改变。
“忽然一下就明白了, 我为什么要到日本来留学, 为什么要学习日本文化, 拼命了解日本社会。一下子找到了自己这么多年来经历的全部意义。” 王选以一种忘我的姿态投入到细菌战调查和后来的诉讼中, 投入了自己全部的时间、精力和金钱,最初九年, 她所有往来中日之间以及到美国查阅资料、参加国际会议的费用全部自理, 还自费为国内高校复制大量细菌战资料, 甚至自摇腰包支持国内大学生加入细菌战调查, 有人做过统计, 王选为此花费百万以上。
有人说“王选一个人抵一百万的军队”, 王选改变了中国民间对日细菌战诉讼进程。
几乎所有对日诉讼案件中, 中国的原告都是被动的。他们大多是年高体弱的农民, 没有文化, 语言不通, 更不懂日本的法律。本来都是原告委托律师打官司, 但在对日诉讼中, 作为原告的中国农民不仅不具备与被告“日本政府”抗衡的力量,往往也不是诉讼的主导, 只能被动地跟在帮助他们打官司的日本律师后面, 甚至连赴日出庭的钱都是由包括律师在内的日本友人筹集的。王选最初也只是在原告和日本律师中间充当着沟通的角色, 她是日本调查团的翻译, 还是无微不至的服务员,是调查团最好的帮手, 但不是调查团的正式成员, 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发言的全是日本律师, 没有中国的原告。
但是, 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出发点是不一样的, 目的也是不同的。面对细菌战问题, 日本左翼人士是从政治学理念上去做这件事的, 而王选说自己不懂政治。中国的原告认为赔偿和谢罪一样, 是当然的诉讼请求, 但有的日本律师劝告王选“千万不要提钱”。日本律师这样想, 有观念的不同, 也有技术上的考虑。中国人自己的官司, 自己应当知道要什么, 细菌战诉讼是中国受害者控告日本政府, 应当让中国人自己发声。王选开始“抓权”:“原告团团长、总代表这个身份是抓权抓来的。”这个抢来的身份使一个原本柔弱的江南女子,站到了斗争的最前沿。
让诉讼超越法庭
1998 年2 月16 日, 细菌战诉讼第一次开庭,2002 年8 月27 日一审宣判: 承认原告所指认的细菌战加害事实, 驳回原告一切诉讼请求, 诉讼费由原告承担。2005 年7 月19 日, 二审宣判: 原告败诉, 维持原判。
二审宣判后, 中国原告当庭抗议, 继续向日本最高法院控告日本政府。
有个问题已经被问了无数遍, 再一次被提了出来: 国家都已经放弃赔偿了, 你们为什么还要打这个官司? 也有人说, 告也没用,三审的结果是明摆着的,国内的许多媒体也都以“败诉”作为报道的标题。但王选不这么看。通过诉讼, 日本的法院认定二战期间日军曾经在中国战场使用过细菌武器, 全面认定了原告方面提出的受害申诉, 世界各大媒体纷纷用到“划时代意义”和“里程碑”一类的词, 就凭这一点, 王选说: 我们胜了。
细菌战诉讼是到目前为止, 中国对日诉讼中规模最大、原告人数最多、历时最长久、影响最大的诉讼。中国原告42 次走上日本法庭( 其中18 次, 原告只有王选一人到庭), 一次又一次向法庭、向这个世界描述60 年前在中国曾经发生过什么。第一次开庭时,“细菌战”还是一个少有人知的字眼, 除日本本国媒体外几乎没有境外记者的身影, 中国新闻界对此未做任何报道。一审宣判则已吸引了美联社、新华社、路透社、BBC、CCTV 等世界顶级媒体的关注。随着诉讼的进程, 每一次开庭之后, 王选、律师和原告身后, 都排满了等待采访的记者, 全世界都因此关注细菌战, 诉讼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过了诉讼本身。
细菌战的事实是随着诉讼开展而一步步被揭露的, 让罪恶以及与罪恶有关的其它事实都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诉讼团也随着历史的黑幕一层层揭开、在与日本政府的一次次较量中成熟, 除历史问题之外, 在细菌战诉讼的进程中还追加了对日本政府立法不作为罪的请求。律师团长土屋公献说: 细菌战诉讼最终推动的是日本政治和社会的进步。
一位日本律师说“王选你早生出来了五十年”。他说这句话,也许是在律师团与王选的又一次“争吵”之后, 针对的是王选嫉恶如仇的性格, 针对的是她的坚持、执拗和怒吼。而我借用这句话, 想说的是王选对细菌战诉讼和诉讼之外所做的贡献。王选告诉乡亲们: 我们不能总是用日本人的钱, 诉讼是我们自己的事, 不能总依赖别人。日本方面的钱也是市民团体一点点化缘化来的, 王选和朋友们一起去找企业, 找朋友, 想方设法筹钱。最好的时候一次筹到了10 万元, 可以够10 位原告去日本的路费, 也有许多时候只能筹到50、100 元, 甚至一分钱都拿不到。细菌战诉讼至今已有200 多人次受害者到日本申诉、作证, 除去受害者自己承担的部分, 其余都是这样一点一滴筹来的。
王选把许多一辈子没有离开乡村的农民带到了世界面前。乡亲们跟在王选身后走进陌生的城市, 在上、在法庭里发言, 将失语半个世纪的中国受害者的声音带到了东京的法庭上, 带到了日本队伍的前列, 带到了日本内阁, 带到了美国、英国、加拿大......
王选还将细菌战诉讼法的声音带到了中国学界。在中国,细菌战研究薄弱成为诉讼掣肘因素。在王选的努力下,1999 年3 月, 上海社科院召开“中日细菌战问题研讨会”, 原告团、律师团代表应邀参加会议, 这是细菌战诉讼开始以来第一次和中国学界接触。随着王选锲而不舍的努力, 随着一系列学术会议在国内相继召开, 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学者和院校加入到相关调查研究的行列中。
更为可贵的, 王选超越了仇恨。
我曾经问过王选你的目的是什么, 她给我的答案是: 和解。
被誉为民族英雄的王选常说:“我不是民族主义者。我不仇日。”在日本的法庭上, 在抗议的发言中, 王选还常说这样一句话:“这次诉讼对加害者和被害者都是一种解脱。”王选通过她的演讲、她的专栏和博客, 不仅揭露细菌战的事实,也向中国人民介绍日本和平运动的朋友们。王选带领着中国的受害者, 从调查、诉讼, 走向了诉讼之外,“细菌战诉讼让原告团成员的理念转过来了, 就是为了和平, 为了人类而声讨人间极罪。我们把苦难的东西作为人类历史共同的遗产发掘出来,希望人类从过去的经验中吸取教训。”
把官司告到“天上”去
1997 年4 月25 日, 王选带领11 位细菌战受害者再次远赴日本。这一回, 他们不是为了“打自己的官司”, 而纯粹是作声援团。4 月27 日, 是“西松建设劳工案”在日本最高法院终审宣判的日子。
劳工案与细菌战案, 说起来是“两件事”, 但又是“一件事”。
1998 年, 中国原告向广岛地方法院诉讼“西松建设”, 一审判决西松公司存在强掳和强迫劳动等违法行为, 但以“10年诉讼时效已过”为由驳回原告的赔偿请求。2004 年, 广岛高等法院以“《中日共同声明》中并未明确写入放弃个人索赔权”为由, 二审判定原告胜诉。“诉讼期限”和“放弃索赔权”是中国民间诉讼中都要面临的问题, 这是日本高等法院在类似案件中首次判决中国劳工胜诉, 影响不言而喻。西松公司不服判决, 日本最高法院受理了上诉理由中“放弃索赔权”一点, 又将宣判时间定在了2007 年4 月27日中国总理温家宝访日之后,可见其用意。
4 月27 日上午, 日本最高法院宣判, 原告败诉, 日本最高法院裁定中国受害者无权要求日本赔偿。当天下午, 在同一地点, 日本最高法院第一小法庭, 对中国山西省慰安妇案宣布判决“驳回上告”。当天, 几位日本律师还接到最高法院的三个电话通知书, 通报驳回刘连仁劳工案、福冈劳工案和另一起中国慰安妇案的上告。最高法院在一天内连续驳回中国战争受害者的五个上告, 创下了日本司法史上的记录, 也是在传达着某种信号。这意味着, 目前正在日本各级法院审理的受害者赔偿都会被日本法院拒绝, 这意味着, 细菌战诉讼在日本已经走到了尽头。
5 月9 日, 一濑敬一郎律师事务所接到通知, 通知驳回中国受害者的上诉及开庭申请。
作为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诉讼原告团团长、总代表,王选已经成为了一种标志、一个象征。她为细菌战诉讼十年奔波, 耗尽百万家财, 放弃了做母亲的机会, 她的人生已经与细菌战诉讼联系在了一起, 诉讼将往何处去? 王选将怎么做?
在漩涡的中心, 那个平常语速极快、容易激动的王选, 却显得比任何时候都更气定神闲: 在你日本这里判得不好, 没关系, 我们就到联合国, 把官司告到“天上”去。
高处不胜寒
美国学者哈里斯说过:“假如有两个王选这样的中国女人,足以使整个日本沉没。”但中国没有第二个王选, 也许是因为王选走得太快了, 她“早生了五十年”。
高处不胜寒, 王选也曾发怨言:“这么大的中国, 让我一个女的去和日本人斗,中国男人都干什么去了!”但是,说归说,怨归怨, 说完了, 甩甩头, 该干的还是要去干, 因为她觉得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 有责任感, 有危机感。
许多国家至今还在研究细菌武器, 日本政府几年前通过了一项法律, 允许日本自卫队做细菌武器的实验。当年日军战败之前, 曾动员各细菌战部队大增产, 准备施放出数以吨计的各种烈性致病菌以及带鼠疫菌的300 万只老鼠和跳蚤, 企图灭绝中国及其邻国。可以说, 今天存活在亚洲大陆的人, 都是幸存者。那么, 我们这些幸存下来的中国人, 又是怎样对待这段历史的呢？2000 年, 美国签署了“日本帝国情报公开法案”, 解密600 万份二战文件。在众多前往查询的学者中, 王选是第一个中国人, 平时身边每天都会有十几位日本人, 到了双休日更多。不论是在美华人还是在美留学生的数量,中国都远超日本,但是, 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 王选一直是唯一的中国人。中国人都干什么去了?“我们倘若失去历史, 还将失去从历史的教训中得到进步的机会。”
战后60 年, 在东京的“与被害者一起清算日本过去”国际上, 韩国来了两位议员, 台湾地区两位, 菲律宾一位,日本四位, 中国内地只有王选一人, 而且“没有身份”:“各国都是NGO 的身份, 只有中国没有。各国都有基金, 唯独中国没有。我自知不算是什么东西, 但为了中国的受害者, 也只有混到有东西正式出来为止。”提到自己的身份, 王选的话里,总是充满了酸涩和无奈。
能有NGO 的身份, 一直是王选梦寐以求的。从诉讼刚一开始, 王选就在努力, 希望注册一个民间组织, 获得社团法人身份, 并成立一个基金会, 能够把关注细菌战历史的民间资金
汇集起来, 资助那些有意调查的人。但是, 八年过去了, 九年过去了, 如今细菌战诉讼已经踏入了第十个年头, 抗日战争那么难八年都打赢了, 细菌战原告团已经成为了一个闻名世界的存在, 而王选在国内注册的心愿, 仍然没有实现。
王选和细菌战受害者们要把官司告到“天上”去, 要到联合国去,但是,到联合国去必须首先具有民间组织的身份才行。浙江、湖南、江西、山东、山西、云南、河北、黑龙江、吉林、辽宁、内蒙古等地的细菌战幸存者及其家属, 已委托王选为代表, 向民政部申请成立“侵华日军细菌战中国受害者协会”,但愿这一次, 他们能够成功。
直到纪念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时候, 俄罗斯才公布了他们最终统计出来的战争死亡人数。战士死亡之外, 平民死亡是最难统计的, 这是一件需要全民族来做的工作。中国有二十多个省遭细菌战攻击, 死亡百万人, 但这个数字根本无法成为开庭诉讼和历史记录的依据。必须像崇山村的鼠疫死难者一样,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名字, 有他的住所、身份、年龄、发病时间、症状和死亡时间, 有相关的证人和证言。这需要有大批的人从事细菌战研究与调查。中国政府没有组织国家的力量参与, 而民间又没有一家这样的NGO 组织。与王选合作多年的南京师范大学张连红教授认为: 如果能够解决生计问题, 一些人是可以一直做下去的, 他们有理想, 并没有更多的物质要求。但是, 就算这样, 也没有支持一个人以此为事业的机制。中国没有第二个王选, 因为没有出现王选的体制。
王选走在了法律界、学界的前面, 走在了体制的前面, 却走不过时间, 细菌战180 位原告已有55 位辞世。让王选心急如焚的是, 绝大多数幸存的细菌战受害者以及其他的战争受害者都已过古稀之年, 很有可能连姓名和经历都不待留下就会被时间带走。从云南到黑龙江, 从浙江到内蒙, 疲惫的王选、孤独的王选、被使命感和危机感压得透不过气的王选奔走在细菌战受害地, 自己在拼命地做, 也呼吁人们行动起来, 抢救历史:
“我只是带着细菌战原告在通往人类大和平的路上多走和先走了一步。责任问题的解决只有从事实确认开始。希望全国的细菌战受难同胞们首先依靠自己的努力, 尽可能把当地的受害历史调查、整理出来, 把你们的苦难用文字、音像记录、保存下来。我们在前头等着你们。”
更多与细菌战相关内容可见王选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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