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都:人人有权抵制恶俗
■中国观察之秋风专栏
中国音乐家协会在京召开了一个座谈会，若干“老艺术家”抨击当下网络歌曲的种种恶俗之风，并集体签订了一份抵制恶俗网络歌曲的倡议书。这种做法让某些评论家大为反感，纷纷以捍卫自由的名义提出批评。最有意思的是五岳散人先生，先是将艺术家们提出的“抵制”理解为“禁”，然后就大发一通议论。
请注意，至少从新闻报道上看，这些人士只是“倡议抵制”，并没有呼吁政府查禁，他们自己似乎也没有查禁的权力。当然，这些老艺术家们会不会把自己的抵制活动变成政府的查禁活动，需要密切关注。在中国，不少老人、小人确实有跑到官员那里告状的嗜好和传统。但在抵制倡议变成政府查禁之前，最好还是尊重人家抵制的自由。
很多人受约翰·密尔那本《论自由》的误导，对自由有一种扭曲的理解，把任何批评、抵制，都理解为不宽容，理解为对他人自由的侵害。在他们看来，一个人跑到大街上脱掉裤子，或者在网络论坛上随地大小便，是一种神圣的自由，他人说不得也碰不得，一说一碰就是侵害那人的自由。
确实，在一个法治国家，借助于政府之强制性权力执行的法律，理应有其界限，当其涉及个人领域、言论、表达等领域的时候，应当十分审慎。一个富有生机的国家，理应给予言论以最大限度的自由。所以，国家广电总局禁止广播、电视播放某类节目，笔者是持批评态度的。
但是，此处之自由，基本上只与国家权力相对，乃是要求国家权力限制其行动。而社会却不在此限。人人有表达的自由，哪怕是表达丑恶行径、恶俗音乐、冒犯国家、民族象征之言论、行为，对此，国家确实应当尽可能地保持克制。但是，对于所有这类表达活动，社会，也就是说其他民众，不论是从专业角度，还是纯粹基于情感，或者党派信念，都可以作出回应，甚至是激烈的回应。至于其回应的激烈程度，仅以法律所禁止的为限。
这是一种对等的自由。在社会中，你当然可以做不道德的事情，在深受法国文化传统影响的某些人士看来，做不道德的事情的权利反而是自由的真谛所在。就此类行为，你也确实可以基于法治、宪政原则要求国家不去干预你。但是，你没有资格要求别人不批评、攻击你、骂你、鄙视你、谴责你，乃至不理睬你、歧视你，最后让你在孤独中死亡。
每个人必须准备承担行使自己的自由的全部社会代价。这看起来有点残忍，但社会就是通过这种机制，维持其秩序之基本稳定的。如果没有这种道德谴责机制，那社会很可能早就解体了，而这显然是大多数人不愿意看到的。
类似的，你有表达的自由，其他人有拒绝的自由，也有批评乃至痛斥的权利。这种拒绝可以以个人身份进行，也可以以集体身份进行。你可以在网络上发布歌曲，别人当然可以给你贴上恶俗的标签，而那些老艺人也可以自己进行抵制，更可以发表倡议书，号召全社会抵制你。你自己在放纵自己，当然没有资格要求他人闭嘴。
事实上，与道德谴责机制具有同样的功用，这种社会内部的批评机制对于一个社会维持其主流价值观念，对于维系其文化、文明于一定程度而不至于一路堕落，对于后代之教化，乃是至为关键的。
有些人则抬出精英－大众两分的范式，说这些艺人的抵制再次表现出了精英的傲慢。这种貌似高明的看法，与“越穷越光荣”的迷信是一个路子。上个世纪中期以来的教育向人们灌输了一种反精英、反智主义的思考方式，某些人以为大众就是上帝，不能容忍任何对大众的创造力或鉴赏力的怀疑。
但是，任何领域，只要需要技艺、知识，则必然有精英与大众之分，且精英必然比大众优秀。专业音乐人就是比普通民众更清楚什么样的音乐更好。
当然，在一个法治社会，精英只享有知识上的优势，这种优势不应转化为特权。不能授予他们权力强迫民众只能听他们觉得好的音乐。但是，他们确实可以以专家的身份将自己的专业判断公布于众，告诉民众，他们认为什么样的音乐是好的，什么样的音乐是恶俗的。民众借助这种知识可以作出更好的判断，从而使文明水平向上提升，而不是向下堕落。
总之，自由是以社会的自觉为基础的。抵制是社会内部自我矫正不好的东西的机制，专业判断则是文明自我提升的机制。这两者同时发挥作用，社会、文明、文化就可以既保持秩序的大体稳定，又可以在边缘上不断进行创新，在平衡之中保持活力。取消这两种机制，文明就必然堕入黑暗时代，自由也就丧失了根基。 (作者系知名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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